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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区分风寒和风热？怎么选药更对症、更有效？中医如何治疗“刀片喉”？【科学防疫小贴士】（78）******

　　在中成药使用中，很多药适应症有风寒和风热的区别，大家应该如何区分自己的症状是寒还是热，怎么选药更对症更有效？

　　《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中医药干预指引》以及各地出台的指南指引，推荐了很多中成药，个人参照这些方案，该怎样选药？应注意避免哪些用药误区？

　　针对本轮疫情中患者出现的“刀片喉”，中医如何看待？在治疗时是否更有优势，应该如何缓解？

　　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为您权威解答。

　　在中成药使用中，很多药适应症有风寒和风热的区别，大家应该如何区分自己的症状是寒还是热，怎么选药更对症更有效？

　　对于新冠病毒感染，从中医来看是“疫病”，通俗的说，是传染性很强的外感病。对于外感病，无论其具有风寒或风热的属性，都会出现发烧、怕冷、乏力、咽喉疼痛等症状。因此，无论风寒或风热引起的临床不适，具有解表功能治疗感冒的药物都会有疗效。当然如果有专业医生运用中医理论进一步区分风寒、风热进行治疗会更有效。

　　对于临床表现为发热、怕冷很明显、肌肉酸痛、咽干咽痛、乏力、鼻塞流涕、咳嗽等症状的，多属于风寒导致，宜服用具有疏风解表功效的中成药，如感冒清热颗粒、荆防颗粒、正柴胡饮颗粒、清解退热颗粒等。

　　对于临床表现为发热、咽痛明显，怕冷不明显，肌肉酸痛、乏力、咳嗽等症状的，多属于风热导致，宜服用具有疏风清热、兼有化湿解表或清热解毒功效的中成药，如连花清瘟胶囊或颗粒、金花清感颗粒、疏风解毒胶囊、宣肺败毒颗粒、清肺排毒颗粒、热炎宁合剂（颗粒）、银翘解毒颗粒、蓝芩口服液、复方芩兰口服液、痰热清胶囊、双黄连口服液、抗病毒口服液等。

　　患者可根据自身症状，选择其中一种中成药，按照说明书剂量服用1-2天后，如症状无明显缓解或持续加重，请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。切勿盲目同时服用多种功效类似的中成药。

　　特殊重点人群，尤其是老年人合并慢性基础疾病的、肿瘤患者、免疫相关疾病患者、慢性肾功能衰竭在做常规透析的患者等，这些人群如果感染了新冠病毒以后，吃中成药的时候一定要向专业医师咨询，在医生指导下用药。

　　《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中医药干预指引》以及各地出台的指南指引，推荐了很多中成药，个人参照这些方案，该怎样选药？应注意避免哪些用药误区？

　　在参照《指引》用药时，应注意以下几方面。

　　一是经早期治疗，一般3天之内体温逐渐正常，之后一些患者会出现咽喉疼痛、咳嗽、声音嘶哑等症状，此时宜服用具有宣肺止咳功效的中成药，如急支糖浆、止咳宝、通宣理肺丸、连花清咳片、杏贝止咳颗粒等；咽喉疼痛明显者加用3天利咽止痛功效的中成药，如六神胶囊、清咽滴丸、金喉健等。

　　二是部分病人出现明显的乏力，以及胃肠道症状如呕吐、腹泻等，此时多兼有湿邪，宜服用具有化湿解表功效的中成药，如藿香正气水、复方香薷水等。但此时不宜服用清热解毒类中成药，以免导致腹泻或者消化道症状加重。

　　三是儿童出现发热、咽干咽痛、咳嗽者，可用金振口服液、儿童清肺口服液等；如发热、食少腹胀、口臭、大便酸臭或秘结者，可用小儿豉翘清热颗粒、小儿柴桂退热颗粒、醒脾养儿颗粒等。因儿童体质特殊，在服药之前最好咨询儿科中医师。对于婴幼儿，还可以采用一些非药物治疗手段，比如推拿、捏脊，或者中医刮痧，来缓解患儿症状。

　　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，要理性用药、合理用药，切忌病急乱投医、盲目用药。

　　一是照说明书选择相应药物服用，看清楚药物的适应症、禁忌症以及不良反应等情况；

　　二是用药48小时若症状未见缓解请及时到医院就诊或咨询专业医师；

　　三是中西药不宜同时服用，应至少间隔30分钟，同一类型药物不建议重叠服用；

　　四是一般服药时间5-7天，不建议过度服药。

　　针对本轮疫情中患者出现的“刀片喉”，中医如何看待？在治疗时是否更有优势，应该如何缓解？

　　“刀片喉”是声门和声带周围的黏膜发生了充血水肿，一般来说，在病程的第3-5天时表现明显。在呼吸道病毒感染急性期结束，病毒复制被抑制，炎症减轻，水肿改善后，将会逐渐恢复。

　　从中医来看，“刀片喉”是“热毒”从全身消退，而聚到咽喉局部的症状表现。因此，早期规范治疗，及早“解表透邪”，将“热毒”及早透出是治疗的根本，热毒透出来了，“刀片喉”的情况会减少，或不发生，如果只用发汗退热的药但热毒无法清除，“刀片喉”的情况会增加。因此，早期治疗上以解表药为基础，加上清热解毒利咽的药共同发挥作用，既能快速退热，缓解全身症状，又能减少咽喉的不适。

　　对于已经出现“刀片喉”的感染者，中医药也有很多办法，如及时加用具有利咽止痛、解毒利咽等作用的药物，如六神丸/胶囊、清咽滴丸、金喉健喷雾剂等；也可以由医生进行针灸治疗，针刺少商穴、商阳穴等。这些都可以很好的缓解咽痛症状，如咽痛持续加重，宜前往医院寻求治疗。

　　来源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、健康中国

走向世俗与儒雅——汉唐间孔子形象的演变******

　　作者：丁红旗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副研究员）

　　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思潮。随着儒学的沉浮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学的象征，孔子形象的变迁附着了更多的政治、社会内涵，特别在汉唐时期。

　　一 汉时谶纬神化下的孔子形象

　　东汉灵帝建宁二年（169年）三月，鲁国相史晨向尚书省奏请祭祀孔庙。文中，史晨一再强调孔子是“乾坤所挺，西狩获麟，玄丘制命，……为汉制作”“汁光之精，大帝所挺，……承敝遭衰，黑不代仓……获麟趣作，端门见征，血书著纪”（《隶释》卷一《鲁相史晨祠孔庙奏铭》），因是上奏尚书省，自是要谨重万分。显然，对孔子形象的描述，其杂用了当日弥漫一时的较多的谶纬观念，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基调和底色：其母颜征在“野合”，诞育了孔子，一如刘媪息止大泽，“梦与神遇”而产下汉高祖般，是应世感生，也即声称的“乾坤所挺”。“玄丘”，指孔子被称为“玄圣素王”。“有德无位”是孔子一生真实的写照，为此尊奉为“素王”；素王为汉制作宪法。孔子为黑帝水精，即水德，是尚法的象征。秦始皇定秦为水德，就是取其“刚毅戾深，事皆决于法……然后合五德之数”（《史记》卷六《秦始皇本纪》）。更何况，孔子曾做过鲁国的司寇，本就掌管、熟习律法。所以孔子被派来人世，制定宪法，阐释天命，以推行教化，即水胜火（汉，火德，尚赤）也。对此，孔子本人也有明确的自觉，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”，亦有担当大道的自信。

　　这种比附下，各种《论语摘辅像谶》《论语素王受命谶》等踊跃出现，进而成了一个时代的思潮。这中间的一个关键，就是时人对远在700多年前孔子形象的描述，典型的就是《春秋演孔图》所描绘的“大九围，坐如蹲龙”，“首丘”“龟脊虎掌”等；“龟脊”，即凸起，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驼背。

　　与此尊崇孔子（时封褒成侯）及儒学在西汉元、成间的上升相联系的，是西汉中晚期以来，可能存有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的画像以表彰、推尊的传统，如“光和元年（178年），遂置鸿都门学，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”（《后汉书》卷六十下《蔡邕传》）。同时，与西汉中期的海昏侯汉墓孔子衣镜相比，也一改画风，集中以“孔子见老子”、表彰好学的儒者之风的面貌出现，也沉淀成了一种稳定的构图式样：头戴小冠、长须、束带、长衣的孔子毕恭毕敬地站立右边，面向左边的老子请教，身着长袍的老子则拄一弯曲的拐杖躬身而立，中间是一童子，即孔子的老师项橐。孔子身后，是陪侍的弟子，即其足以自豪的颜渊、子路、子贡等五人。

　　《春秋演孔图》的描述不免空泛，今能有幸一睹汉时的孔子画像。这类画像，集中在两个方面：一、留存物较多的是画像石上的孔子形象。今所见最早的这类画像石是山东微山县出土，约在元帝时期（前49—前33年）。集中出现在东汉中后期，即数量较多的“孔子见老子”画像石（至少30块以上），又以曲阜附近地域出土为多。虽然孔子的面貌因石材的漫漶等不甚清晰，但其俯身前倾以示敬重，其背略驼，却是一望即知。这正吻合这一时期谶纬思潮的想象。二、墓室壁画中屡见不鲜。典型的是西汉晚期的洛阳烧沟61号墓、新莽时的陕西靖边渠树壕汉墓、东汉晚期的和林格尔汉墓中所绘制的孔子形象；但其帽饰（小冠、幞头、平冠）、身形（瘦削、粗壮）等都有明显差别。

　　这说明孔子形象的绘制基本稳定，但细节上有不同——还处在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。不过，附着在孔子形象上的不无牵强、粗鄙、浅陋的谶纬比附，所谓的“异相”，在曹魏就已开始的严禁谶纬下，急遽地走上了衰落之路而渐趋被剥离；隋时，谶纬已完全衰歇、败落了。

　　二 南朝：孔子人间形象的转变与彰显

　　荡去了谶纬附着上的种种神异与光彩，东晋、南朝，因儒学地位受到玄学、佛教等强烈的冲击，而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孔子原始的本真形貌。

　　早在东汉末年的中平三年（184年），党锢解禁后，晚年的郑玄在注释《论语》时，已特别注意解说孔子言行的背景，即剥离了各种《论语》谶的比附、神化，展示出了一位切实、活泼生动、言语蔼如的长者形象，一个更趋坦诚、真实的孔子形象。如郑玄对《述而》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”的注释，就只是强调孔子“习读不敢懈倦”“汲汲然,自恐不能究竟其意”而带来的对未来的一丝隐忧和恐惧。这更符合孔子的生活实际，也把孔子从云间拉到地上，一变昔日扑朔迷离的神化色泽，是一位蔼如的智者。这一倾向，东晋时被另一名士范宁——范晔的祖父所继承。范宁力图抬升儒家的地位，竭力恢复一度被何晏、王弼等玄解所遮蔽的一些真实景象，表现了朴实解经的风貌。

　　这样，明显有过多神化、特异的孔子形象自然如无源之水，枯竭了。

　　与儒学的衰退相一致的，是这一时期的墓葬，也一改两汉时期墓葬墙壁多绘制圣贤忠臣、勇士、烈女贤妻等形象，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不见了踪迹。在南方，着意凸显了荣启期与竹林七贤（特别是南朝的帝王陵，如南京西善桥南朝墓、丹阳胡桥南朝大墓等壁画）等名士；北方则多为隐士、孝子形象（如《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壁画墓》、北魏正光五年(524年)下葬的元谧石棺等）。

　　不过，在一些时人的绘画中，仍不时见到孔子的形象，如《历代名画记》卷五至七有戴逵《孔子十弟子图》，陆探微《孔子像》《十弟子像》《孔颜图》，宗炳《孔子弟子像》，张僧繇画“仲尼十哲”等，但明显少了许多。在今孔庙圣迹殿，或传为顾恺之绘的孔子像，接续东汉时墓葬壁画的传统，头戴平冠、褒衣博带、“秀骨清相”的孔子成了心中较真实、最理想的孔子形象。

　　这是孔子形象转变的一个关键。

　　三 隋唐时祭孔制度的完善与孔子形象的基本定型

　　在初唐、盛唐，就已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往昔的尊崇情形。两汉时，“先圣”成了周公的专称，孔子只好屈居第二，成为传达周公意旨的“先师”。据《新唐书》卷一五《礼乐志五》、《唐会要》卷三五“褒崇先圣”条，这一时期尊崇、祭祀孔子的重要举措有：贞观二年（628年），罢周公，升孔子为先圣，以颜回配。贞观四年，诏州、县学皆作孔子庙。神龙元年（705年），以邹、鲁百户为隆道公采邑，以奉岁祀，子孙世袭褒圣侯。开元五年（717年），颁布诏令《令明经进士就国子监谒先师敕》，考试前先拜谒先师孔子。开元二十七年（739年），更进一步抬升，追谥孔子为“文宣王”，并褒赠“十哲”，东西列侍（《旧唐书》卷二四《仪礼志四》）。制度日趋完善，规格、地位日渐上升、稳定。重要的是，在浓烈的尊崇氛围下，更沿袭、上升到国家的层面，即借助科举的力量，《论语》成了一门必考科目，促使了整个社会的研学。

　　既然各地州县需建孔庙，孔子形象的绘制与规范就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。如檀州刺史韦机，显庆（656—661年）中“创立孔子庙”时，就“图七十二子及自古贤达，皆为之赞述”。

　　与此相应，是一流画家阎立本、吴道子等对孔子形象的绘制与定型。

　　今仍能一睹、颇负盛名的是传为阎立本所作的《孔子弟子像》长卷，绢本设色（今藏故宫博物院）。阎立本（601—673年），曾奉诏作《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》《秦府十八学士图》《历代帝王图卷》，卒前曾任中书令，当日地位极为尊崇。阎氏生活的时代，正是各州县诏令营建孔庙的突飞猛进时期，适逢其会，恰能作为规制，颁示天下。其所画，正是一位头着儒冠、长髯及颔、目光深邃、睿智，一袭长衣的儒者形象；侧面；左手略微举起，一副正在讲解、授业的模样。唐时“孔庙”“先师”身份的界定，也自会孕育出这类形象。

　　而今曲阜孔府所藏高大威猛、目光略微向上，为汉制作律法的《司寇像》，一般认为是吴道子或以其粉本为基础的作品。但其“口露齿”“眼露白”“重耳”等不免丑陋的异相,这汉时谶纬的遗绪，与唐人主流认知、传达智慧与理政观念的“先师”形象截然异趣。反倒是“圣迹殿”中陈列的刻石、传为吴道子所绘的“先师孔子行教像”，长髯飘飘，一副儒雅、蔼如的形象，倒很契合唐人的界定和心理期待。

　　阎、吴之后，可能因其盛名，或因诏令作画、版式一统等缘故，唐人无力超越反而渐趋不再绘作，衰歇了——但也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格式，即一种粉本与经典，在世间流传。同时，又以绘刻、塑像的形式，展现了孔子形象在社会上的全面拓展。

　　《光明日报》（ 2022年12月19日 13版）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