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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西问·解码兔年｜刘晓峰：东亚文化圈如何过新年？******
中新社北京1月25日电 题：东亚文化圈如何过新年？
作者 刘晓峰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
只要拥有365天一个周年的认识，人类自然会逐渐形成迎接新年的文化传统。
不同民族拥有不同文化，其迎接新年选择的时间点和文化习俗各自不同。在古代东亚地区，中国是最大的文化发源地，源自中国的时间文化拥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。当中国古代历法的影响进入东亚周边，中国种种辞旧迎新的年俗自然也影响到周边地区。所以，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期，东亚地区拥有很多相通或非常接近的新年习俗。同时，又因东亚各国与中国关系有远近之别，所受影响各自不同。
年是一岁之首。是年之始、月之始、日之始。正如中国《忙年歌》中所唱，“二十四，扫房子”，为了面目一新迎接新的开始，一场大扫除非常必要。在古代东亚，新年之前都有大扫除。忙年在东亚是普遍存在的年俗。《安南风俗册》就记载越南过年：“腊月中旬，四民远行陆续回贯，制办衣服，洒扫园堂，拂拭器皿，要事整洁……近除夕……弃旧灶于净处，易以新灶”。日本、朝鲜半岛和古代琉球，也都有忙年的习俗。
日本横滨中华街挂起龙形灯笼迎接中国农历春节。吕少威 摄扫除房间还包括赶走家里不干净的东西，这就是古代驱鬼逐疫的傩仪。用傩驱除脏邪厉鬼。通常认为驱傩在中国周代就有，《周礼·夏官·方相氏》云：“方相氏，掌蒙熊皮，黄金四目……以索室驱疫。”到汉代宫中行傩，则已经发展到方相氏率十二神及一百二十名“侲子”驱逐虎、魅、不祥等凶神(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)。
日本成书于十世纪的《延喜式》记载，承担驱傩人物的阴阳寮要在十二月晦日黄昏，由官人率领驱傩的斋郎队伍等候在宫门外，入夜入宫中驱傩。追傩中使用弓矢。弓用桃弓，矢为蒲苇之矢。这和中国的驱傩非常接近，明显受到中国的影响。
中国古代的岁时历法以干支纪年。在韩国，有一种占卜方法就根源于中国古代的干支文化。这是从正月元旦算起的卜年方法：从正月一日算起，把后面的十二天按地支的属相分为有毛日和无毛日。按照这一分法，子日的鼠、丑日的牛、寅日的虎、卯日的兔、午日的马、未日的羊、申日的猴、酉日的鸡、戌日的犬、亥日的猪都是有毛日，辰日的龙和巳日的蛇是无毛日。
如果元旦那天赶上有毛日，会是丰收年，如果赶上无毛日，就会是歉收年。新年后出现的第一个鼠日称上子日，农民们要到田里点火烧田；第一个牛日子称上丑日，本是农闲世界，但因为这个日子是牛日子，要多喂老牛一点黄豆，因为马上又要用牛帮人干活了；上寅日人们尽量少出门，特别是年轻的姑娘，如果这一天在别人家大小便，会给那家人招来虎患，这些习俗后来随着老虎越来越少也慢慢变淡了；卯是生，因此上卯日在韩国是一个祈祷长寿非常有效的日子。
马来西亚吉隆坡一商场内具有中国元素的春节装饰。赵胜玉 摄日本人的正月也有干支文化形成的正月节俗。日本正月有子日之宴，又有子日之游，这些据说都来自中国的古俗，可对于我们中国人自己，反而非常陌生。日本古代正月上子日有宴会，例称“子日曲宴”。天皇和群臣鼓琴弹歌，赐衣颁禄，过得很热闹。
再说过年放爆竹。爆竹是东亚新年的标配。过年放爆竹，中国放，韩国、越南也放，似乎只有日本不放爆竹。其实日本也放。只因为是最古老的爆竹，很多人不认识了而已。
正月十五元宵节在日本叫“小正月”，和“大正月”元旦相对应。日本人自明治维新以后，将原本属于夏历的传统节日，皆移于西历月日之下，所以日本人的“小正月”，就是每年元旦之后第十五天。因为直接采用西历，所以十五日并不能保证就是满月之日，在东亚的时间文化传统中，显得有点亦正亦邪。
但日本小正月有个与火有关的传统仪式，大多数地区管它叫“どんど焼き”(dondoyaki)，也有部分地区称之为“左义长”(sagicho)，日本小学馆出版的《日中辞典》把它译作“爆竹节”。
左义长的具体做法，是把竹十数根呈三角形架起来，用绳索捆住，上面再敷上干稻草以用于助燃。正中间则立一高竹，上悬扇子和钱。点燃时，儿童会围绕着火堆唱“トンドヤトンド(tondo ya tondo)”，民间非常流行的对这一习俗的称谓“どんど焼き”，即来源于此歌唱方式。
在日本，各地的左义长习俗也因地域文化特征各异而出现变化。比如，有的地方把一年之中写的字一同烧掉，据说这样可以变得会写字；有的地方借燃烧左义长的火烤饭团或粘饼吃，据说吃了一年不害虫牙、一年无病无灾；一些地方，左义长习俗还成了当地吸引游客的观光事项，被指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过年燃放爆竹，在中国南北朝已经成俗。《荆楚岁时记》记：“正月一日，是三元之日也。《春秋》谓之端月。鸡鸣而起，先于庭前爆竹，以辟山臊恶鬼。”山臊长相奇特，一尺多高，只有一只脚，有让人生病的超能力，但非常害怕竹子烧爆的声音。根据这段记载，烧爆竹子惊吓怪物山臊，是古代中国爆竹的起源。日本的左义长，从时间和形式上都保持了爆竹的原型。燃竹之俗何时传入日本，惜文献阙如，不可考知。实际上，“爆竹节”的两个日本名字所模仿的，也都是竹子被火烧后空气胀破竹节发出的爆炸声。
日本横滨的华侨华人社团以舞龙舞狮的方式欢庆中国传统的春节。滕剑峰 摄东亚的新年，节俗万千，但其精神不外辞旧迎新、驱灾求祥的良好愿望。东亚地区曾共同使用过汉字的区域，被称为汉字文化圈。这里是接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地方，也是各种新年习俗和我们最近缘的地方。
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过春节，有一项独特的民俗项目——“捞鱼生”。多人围一桌，从大盘里争先捞起鱼肉、配料、酱料，一边捞一边大喊“捞啊！发啊！”，愈捞愈高，寓意步步高升。鱼生，本源自中国广东，早年奔赴南洋落地生根的广东人，把鱼生带到新马一带。上世纪60年代，经谭锐佳、冼良、许国威和刘育培四位大厨改良，鱼生和各色配菜各式酱汁同食，边捞边喊吉利话，七彩缤纷、红红火火。
泰国传统新春“宋干节”，也叫“泰国泼水节”，与中国傣族泼水节类似。每年4月13日至15日。善男信女在寺庙拜完佛后，德高望重的和尚把渗有香辛料的水淋洒在其身上，以驱除邪气。信徒们再把香水洒于佛像和“宋干女神”，祈求新春如意。祈祷仪式结束后则是泼水狂欢，祈福来年繁荣好运。更有甚者把大象牵上街，向行人泼洒祝福。
相通的民俗历史文化，是东亚各国人们相互联系的纽带，也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共同文化基因，值得珍惜和发扬光大。(完)
作者简介：
刘晓峰，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、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、日本古代史专业委员会会长、北京市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。从事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的教学与研究，并努力开拓由日本、朝鲜、琉球、越南等组成的汉字文化圈回视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视野，在时间文化研究方面上着力最多。代表作有《古代日本における年中行事の受容》(日本桂書房)、《清明节》(中国社会出版社)、《东亚的时间——岁时文化的比较研究》(中华书局)、《日本的面孔》(中央编译出版社)、《端午》(三联书店)、《琉球史论》(合著，中华书局)、《时间与东亚古代世界》(社科文献出版社)等。
沿海大省开启"抢人"模式 破解用工荒须综合施策****** 全力“拼经济”，离不开“保用工”。节后首个工作周，各地迎来了招工保产的窗口期，新一轮“抢人大战”提前启幕。 为鼓励外地务工人员尽早返岗，浙江某地连续数日向规定日期前返岗的务工人员派发总价1000万元的“五金券”。派发首日，就有来自湖南的务工人员田某领到价值59800元的“金券”，提走电动汽车一辆。 在广东深圳，当地政府明确提出：对2月5日前市外原在岗职工返岗达500人以上的企业(劳务派遣单位除外)，按照每人2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返岗交通补助，每家企业最高40万元。 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已有包括广东、浙江、江苏等在内的多个沿海大省开启了“抢人”模式，大手笔谋划跨省异地招工，多举措确保回乡人员及时返岗，全方位助力企业实现“开门红”。 节后“用工荒”“招工难”年年都有，今年似乎格外突出。这背后，既有因疫情政策调整优化带来的用工需求增加，也有人口负增长导致劳动力红利减弱的因素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至2022年末，全国16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约为87556万人，比2021年减少了666万人。 当然，随着沿海地区产业加快向内陆省份转移，中西部地区经济保持较快增长，更多就业岗位、更小收入差距让越来越多外出务工人员愿意留在“家门口”就业，特别是近年来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，一些有技能又有想法的返乡年轻人主动求变，或成为职业农民，或成为创业者，实现了从“雁南飞”到“金凤还巢”的转变。 客观上看，作为一种复杂经济现象的存在，“用工荒”“招工难”有其合理的一面，但也暴露出当前我国在人力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配问题。事实上，“用工荒”“招工难”已不只是春节期间的短期现象，一些地方、部分行业常年都面临着招不到人的尴尬状况；“用工荒”“招工难”也并非沿海发达地区所特有，越来越多中西部地区也感受到了这一趋势的逼近。 以制造业为例，作为吸纳外来人员就业的主要行业之一，近年来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峻用工形势——产业工人空心化问题日趋突出，年轻人“宁愿送快递也不进工厂”，即便是招到了人也留不住人，居高不下的用工成本甚至已成了不少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障碍。 破解当前“用工荒”“招工难”难题，需要合力构建起充分就业的长效机制。人社部门要搭建精准高效的用工供需对接平台，借助大数据等手段，为劳动力及用工企业做好对接服务，力促就业市场的动态平衡；用人单位要针对未来人口红利不断减弱的现实，未雨绸缪提早布局，特别是制造业企业，要进一步加快智能化数字化改造，逐步以机器替代传统人力，减少对人工劳动力的依赖；对于劳动者自身而言，要认清就业形势，树立正确就业观念，积极在自身上挖掘潜力。 从更长远看，破解“用工荒”“招工难”难题，需要努力做好城镇化这篇大文章。中国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“用工荒”“招工难”所折射出的，正是长期以来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镇生活的现实。如果社会保障不能兜底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能覆盖更多群体，那么广大进城务工人口的“后顾之忧”就无法真正解除，“用工荒”现象也难以彻底消除。换言之，对于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系统而言，用好用足城镇化引擎，保持住就业连续性、稳定性，方能以较低成本实现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行。 (顾阳 来源：经济日报） 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 [责编：天天中] 阅读剩余全文（）  视觉焦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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